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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股東除名制度中的表決權限制

來源:                             發布日期:2015-12-14 14:10:31    

【提要】

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17條創設了股東除名制度,明確股東未履行出資或抽逃全部出資情況下,經催告在合理期間仍未繳納或返還的,公司可通過股東會決議解除該股東的股東資格,但是該條款對股東除名決議中擬除名股東行使表決權應否限制沒有涉及。

本文就此問題,從法律續造角度,將其定性為“殘缺式體系違反”中的全部殘缺型法律漏洞,并采用“目的性限縮”的方式進行法律漏洞填補,從保障股東除名制度正常運轉出發,得出應予限制該股東表決權行使的結論,且在證成過程中對理論與實務界關于此問題的相關認識進行了分析和回應。

應強調的是:本文針對司法實踐中法律漏洞填補缺乏規范思考方式的情況,試圖按照法學方法論,嚴格遵循“法律解釋與法律續造的甄別→法律漏洞的確定→漏洞填補方式的選擇、試錯、證成”之步驟進行法律續造,以期給相關問題的解決提供方法論上的借鑒。

【正文】

一、問題之提出

公司法司法解釋三(以下簡稱解釋三)第17條規定了股東除名制度,即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未履行出資義務或抽逃全部出資,經催告在合理期間內仍未繳納或返還的,公司可通過股東會決議解除該股東的股東資格。該條款具體適用中爭議最為突出的是擬被除名股東對除名事項能否行使表決權,詳言之,該條款賦予公司以股東會決議形式剝奪未履行出資義務或抽逃全部出資的股東資格,而產生除名決議的結果又要求就該除名決議事項形成股東多數決。那么擬被除名股東能否行使表決權就可能成為該項決議是否通過的關鍵,即成為股東除名制度規范目的實現與否的關鍵。

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應當限制擬除名股東表決權。理由:一是根據公司契約與合同法上根本違約理論,股東未出資等屬根本違約,那“解除權”僅在守約方,即守約(已出資)股東手中,故違約(未出資或全部抽逃出資)股東沒有表決權;二是沒有出資就沒有權利是規范股東與公司關系的基本規則;三是不限制該股東表決權,可能直接導致股東除名制度虛置。相關案例:2007年民二終字第93號北京首都國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訴安達新世紀巨鷹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股東權確認賠償糾紛案;2014滬二中民四商終字第1228號(2012黃民二商初字第1020號)象云公司訴家興房產公司股東會決議效力糾紛案。

第二種觀點認為,不應限制該股東表決權。理由主要是:1、公司法第42條規定了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而該出資比例應理解為“認繳出資”比例,在章程同時未對此作出不同約定情況下,出資義務履行與否不能成為限制表決權行使的依據。2、解釋三第16條關于出資瑕疵股東的權利限制,指向的是股東自益權,而表決權雖屬共益權但兼有保證自益權行使和實現之功能,依據權利義務一致性原則,公司可通過章程或決議予以限制,但不能直接否定其表決權的行使。相關案例:2015滬一中民四商終字第288號(2014閔民二商初字第1814號)上工公司與恒生公司股東會決議效力糾紛案;2014寧商終第991號(2012玄商初字第507號)梁某與俞某、云帆公司股東會決議效力糾紛案;

關于“被剝奪股東資格的股東是否享有表決權”的問題,筆者同意第一種觀點的結論,但得出該觀點的法律方法存在錯誤,應選擇其他路徑證成。

針對系爭問題先要回答表決權的本質與股東除名的制度目的兩個前提性問題。首先,表決權屬于管理權利和團體性權利,[1]是股東對股東會決議事項得以參與決議之權利,[2]因股東不對公司負有受信義務,即便是利益沖突的決議,是否影響其行使表決權也并無定論。[3]其次,解釋三第17條所規定股東除名制度源于德國法,[4]無論其到底對應的是人合性公司的除名制度,還是失權規則[5],其實質是從法律制度上確立股東投票去除瑕疵出資股東的除名程序。[6]

再回望上述兩種觀點及其理由,其主要思考方向是限制股東除名決議事項中股東表決權行使的正當性,以及是否能夠實現股東除名制度的有序運行。因不同方向會產生不同的解決思路,必須先予厘清。若為前者,重點考量的是如何實現“公司促使股東履行出資義務,保障公司資本充實”的規范目的,與“剝奪股東資格”手段之間的匹配性問題。從資本作為債權人責任財產的角度來看,股東除名制度主要在于維護“資本確定”與“資本維持”原則,在此視角下該解決思路關注的是債權人與股東間的利益協調,循此思路可能偏離股東表決權作為形成公司意思的股東權利的本質屬性。若為后者,屬于就特定事項中股東權利的行使界限問題,再延伸思考股東又是通過行使表決權來獲得公司的控制權,考慮到表決權作為股東行使決策權的主要途徑,它是解決股東之間、股東與公司之間利益沖突的重要手段,貫徹公司制度始終,具有“考量的整體性與存在的統一性”。若將上述問題嵌入“股東除名制度”中,即形成表決權行使的普遍原則與股東除名事項下的特殊規則的一般與特殊關系,與系爭問題有高度契合性,且可較好融合表決權行使規范之體系化要求。故要更好解決“被剝奪股東資格的股東是否享有表決權”問題,應采取后一種思路。

二、爭議問題的溯源--股東資格、股東權利與出資有關聯性

從公司契約理論來深入理解表決權的話,是因為公司合同的持續性與人的有限理性都導致了公司合同不可能完備,就必須有人擁有剩余權力來決定一些公司重大事項,而股東作為公司財產的剩余索取人,相較于公司其他利害關系人來說,他永遠站在最后與公司興衰與共,故公司制度賦予其投票表決的權利,[7]因此股東表決權是股東基于自身的股東資格,就股東大會的決議事項作出意思表示,進而形成公司意思的一種股東權利。[8]公司法第3條又規定股東是以其認繳的出資額或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而既然要股東對公司承擔責任,其前提當然是已獲得股東資格,那么第3條隱含的另一層意思就是一旦認繳出資即取得股東資格,進而享有股東權利。而按照公司法第4條規定,股東權利包括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其中就包括股東的表決權。那么股東行使表決權當然首先就要確定股東資格,而股東資格又是通過認繳出資獲得,如此一來,就表決權的積極成就條件上,即存在“認繳出資→獲得股東資格→享有表決權”關系鏈,三者之間形成依存關系。

另一方面,解釋三第16條明確,股東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或者抽逃出資,公司可根據章程或者股東會決議對其利潤分配請求權、新股優先認購權、剩余分配請求權等股東權利作出相應的合理限制。第17條也規定瑕疵出資股東的除名程序。據此,股東未按期足額繳納認繳出資將產生限制股東權利乃至被剝奪股東資格的法律后果,換言之瑕疵出資與股東資格、股東權利行使存在消極關聯性。但上述規定同時也強調了程序的必要性,在確認股東未出資或抽逃全部出資后,還要符合法定條件,才能按照法定形式和法定方式排除、限制上述股東的股東資格、股東權利,即存在“股東未出資或抽逃全部出資→法定程序→剝奪股東資格”關系鏈,而其中法定程序中股東表決權的限制正是本文要展開討論的。

三、法律依據之尋找與梳理

案件審理首先需尋找法律依據,若對該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有疑問的,須經法律解釋以定其規范內容,發生法律漏洞,則通過漏洞填補進行法律續造。[9]上述第一種觀點將解釋三第17條作為法律大前提(法律依據),是針對“公司以股東會決議解除股東的股東資格”進行真意萃取,其間還可隱約感覺到法官在確定法律真意方法選擇上的混亂。其理由一是以“合同法上根本違約中違約方沒有解除權”認定違約(未出資)股東沒有表決權,比照適用了合同法第94條的規定,此為法律漏洞填補中類推適用;理由二是將“沒有出資就沒有權利”作為規范股東與公司關系的基本規則,意圖利用法律原則填補法律漏洞,來得出股東也沒有表決權的結論;理由三提出“不剝奪該股東表決權將直接導致股東除名制度虛置”,采取的是法律解釋中目的解釋方法;對同一問題解決方案中既有法律解釋又有法律漏洞填補,但兩種方法針對的對象不同,不能同時運用。第二種觀點直接對公司法第42條和解釋三第16條進行文義解釋和系統解釋,得出既然股東認繳出資即獲得表決權,故不得以股東未履行出資或抽逃出資而剝奪其表決權;以及即使要限制、排除股東權利和股東資格也需通過章程與決議為之的結論,但法律解釋到底是如何具體進行的在判決書中沒有明確表述。

可見,兩種觀點差異同時表現在法律依據的選擇,與對相關法律依據規范內容的確定方式兩方面。以2014滬二中民四商終字第1261號為例,[10]該案系股東向法院請求確認系爭股東會決議之效力,既為股東要求確認股東會決議效力,其請求權基礎必須是其法律效果恰是所想要的請求權目標的那些規定,[11]公司法第22條是關于股東會決議效力的規定,應為處理該案的法律依據。申言之,該案中公司所為之股東會決議之法律行為,該法律行為構成自身是否應為第22條所規范之對象。同時原告既要求確認決議的效力,就不應存在該條第一款和第二款所涉決議無效和可撤銷的反對性規范之構成要件。被告提出因剝奪其占出資比例99%的表決權無法律依據,故決議無效,依據的就是反對性規范。但該事項到底屬于表決方式瑕疵引發的撤銷事項,還是違反公司法規定的無效要件,一二審法院未予確定。若屬表決方式瑕疵,雖該案未過法律已明確的決議撤銷權60天的除斥期間,但一二審均未明確表述。若是屬無效事由,該事由又是具體對應哪一條款的法律規定,法院也未要求被告在抗辯中予以明確。也就是案件審理中法院對于阻止請求權規范有效性[12]的“反對性規范”未予查明和展開審理,即使認為二審在本院認為中反復強調的排除豪旭公司表決權未違反解釋三第17條,該17條也僅是公司法第22條第一、二款部分內容作為反對性規范項下的“輔助性規范”,[13]此問題俟后再予詳述。

就法律體系而言,法律中諸多法條,其彼此并非只是單純并列,而是以多種方式相互指涉,有時只能透過它們彼此交織及相互合作才能產生規整。[14]也即規整某些事項的法律規定是由多個法律條文所構成的,包括請求權規范、反對性規范,也包括其各自項下的輔助性規范,規制上述案例中法律規定也屬此情況。因立法技術問題公司法對決議的成立要件、特別生效要件、阻卻生效要件沒有進行嚴格界定分,而統合在第22條中進行整體表述,為呼應實際操作便利性,本文在此也不突出反對性規范,而作為整體性請求規范,就系爭問題所涉法律依據之尋找與梳理的思路一并分析如下:

首先,既然公司法中沒有決議成立要件之規定,且考慮決議作為公司團體意志形成之途徑,而公司意志應注重其穩定性,故通常情況下決議形成即成立且生效。[15]

其次,本案中作為決議內容的股東除名并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故沒有《公司法》第22條第一款的適用余地。若循二審思路爭議焦點是“擬被除名股東就除名決議事項能否行使表決權”,姑且將其視為表決方式問題,不考慮從萬禹公司章程與公司法第43條規定所得出當然解釋“決議獲過半數表決權通過”是決議的成立要件問題,那本案請求權規范應為《公司法》第22條第二款,該條款表述為“股東會……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60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具備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兩個要素,性質上屬于完全性法條,但其中構成要件之一“表決方式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章程規定”正是法院認定的本案爭議。

再次,該構成要件立法者采取“合法合章程的表決方式”的概念,還需通過“說明性法條”進一步充實其內容。又次,因《公司法》第42條、第43條是分別關于表決權行使、議事方式、表決程序的規定,對“合法合章程的表決方式”概念進行了描述,是針對構成要件所作之規定。

最后,第42條規定“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該“出資比例”又屬于開放式概念,法律并未作窮盡描述,其規范的內容及意義,隱藏在其后的法律評價需通過具體的法律制度“股東除名”予以認識,對應的是解釋三第17條關于股東除名的規定,具體方式或為法律解釋或為法律漏洞填補來予以明確。

據此,階段性的結論是本案審理的主要法律依據為《公司法》第22條第二款,對于該款中“合法合章程的表決方式”的構成要件,第42條、第43條又以描述性說明予以限制該構成要件的具體認定,也即第一次限制了第22條的適用;而第42條提及的“出資比例”,存在爭議,其內容的確定還存在解釋三第17條所規定的“股東除名”特殊要素,故第17條第二次限制了《公司法》第22條第二款的適用。上述所涉條文共同構成了所舉案例的法律依據,而其中的關鍵問題是解釋三第17條對公司法第42條的限制適用。

需指出的是二審法院在本案審理中是以解釋三第17條為核心來確定的法律依據適用順序,有待商榷。其思路為:第一,股東除名的法律依據是解釋三第17條,該條款中要件之一是“……公司以股東會決議解除該股東的股東資格”。第二,既然要形成股東會決議,那么“剝奪股東資格決議事項的該股東是否享有表決權”就成決議效力的依據,《公司法》第42條是對股東行使表決權的規定,屬于對解釋三第17條的“嵌入式”要件,同時,解釋三第16條是關于限制瑕疵出資股東的股東權利的規定,可作為解讀第42條的原則。故將上述《公司法》第42條、解釋三第16條作為第17條的輔助性規范,共同作為本案的法律依據。其思路未針對原告要求來確定股東會決議效力的訴請,跳躍式將原告動機“股東除名”從幕后拿到臺前,無視訴請與法律依據的緊密關聯性,及確定法律依據的步驟性,不符合法律方法論所要求的規范化思路,應予避免。

四、法律解釋的排除、法律漏洞的確定與填補方式的選擇

根據以上分析,明確《公司法》第22條、第42條、第43條為案件審理法律依據,解釋三第17條為特殊要素后,需考慮的關鍵問題是解釋三第17條對公司法第42條的限制適用。又鑒于《公司法》第16條第三款是關于公司為股東提供擔保事項,該股東不得行使表決權的規定,與第42條股東有權行使表決權構成特殊與一般關系,對“擬被除名股東就除名事項能否行使表決權”問題是否作為“隱藏的指示參照”[16]因素而存在,需綜合考量。

在明確公司法第22條第二款作為請求權規范情況下,產生“排除被除名股東就除名事項行使表決權”是否為決議效力瑕疵問題,而公司法第42條是關于股東權如何行使表決權的規定,此為解決第22條適用的下一級輔助性規范。據此首先要回答的是:《公司法》第42條作為輔助性規范在經過法律解釋后是否能對系爭事項提供答案,若是找不到答案,則法律對該問題有“不圓滿性”,[17]存在法律漏洞故應進行填補。[18]這里集中論述的就是第42條適用問題。

第一步:判斷公司法第42條能否為系爭事項提供答案,進而確定屬于法律解釋還是法律漏洞填補問題。

公司法第42條第一款規定“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該條款中“出資比例”是實繳出資還是認繳出資呢?從文義中并不能當然得出答案。再從第34條“股東按實繳的出資比例分取紅利……”的規定來看,在系統解釋上,既有第34條“實繳的出資”,而第42條沒有相關限制“出資”的表述,該出資應理解為包括已實繳和未實繳的出資。且民法上未規定即為可以,既然沒有剝奪未實繳出資股東的表決權,其就有權行使表決權。通過公司法第3條、第4條的解讀也可得相同結論,此在第二節中已進行論證。

鑒于法律解釋是把法律的內容和范圍想象為具體,[19]那條件就是法律可能的詞義對系爭事項已有涉及,那么是否可得出未實繳出資股東在任何股東會決議事項中均享有表決權的結論呢?上述分析看似應作肯定結論,但是筆者認為該解釋還不能對此問題提供足夠清晰的答案。理由是應注意到《公司法》第16條第二款、第三款就公司為股東提供擔保事項進行決議時,規定該股東不得參加表決。如此一來,在第42條股東按“認繳的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的原則下,就存在公司為股東提供擔保的決議事項,該股東不能行使表決權的特別情形。那么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特殊情形存在呢?特別是股東除名的決議是否也作為特別情形,參照適用第16條的規定呢?《公司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沒有提及,據此,在肯定未實繳出資股東(包括解釋三第17條指向的因未出資或全部抽逃出資的規定),對股東會決議享有表決權的普遍原則后,又否定了股東就特殊事項—“公司向股東提供擔保”享有表決權,而對其他決議事項的表決權未作明確規定情況下,這就是需要法律規整的情形法律沒有考慮進去,[20]在此處出現的是“殘缺式體系違反”中的全部殘缺型法律漏洞。即法律規定就上位事項(就股東會決議事項,股東按認繳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之部分下位事項(就公司為股東提供擔保事項,股東不能行使表決權)已予明文規定,但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對上位事項中的另一些下位事項(如股東除名事項,股東能否行使表決權)未予規定規范而構成全部殘缺型法律漏洞。

第二步:確定為法律漏洞后,選擇相應的漏洞填補方式。

應考慮到既然“殘缺式體系違反”中對上位事項與特殊下位事項均有規定,再考慮到上位事項的外延包括該特定下位事項和其他下位事項,同時又存在對特定下位事項與上位事項已作出不同法律規定的情形下,對于其他下位事項或直接適用對上位事項的一般法律規定;或通過類推適用或目的性擴張適用關于特定下位事項的相關規定;或者是出于立法政策上考慮進行目的性限縮;或認為“屬于有待進一步探索和研究解決的問題”進行創制式的補充。

對于第一種可能性“是否可直接適用對上位事項的一般法律規定”,該問題即可轉換為是否可直接適用公司法第42條。雖然可依據該條款直接賦予包括未出資和抽逃全部出資在內的所有股東以表決權,但在第16條明確就公司對股東提供擔保事項該股東無表決權后,對其他已出資或瑕疵出資、與決議事項有利害關系或無利害關系股東一并賦予表決權,似與法律就相同事項平等規整原則不符,故直接適用第42條已不具正當性。

第二種可能性“通過類推適用或目的性擴張適用關于特定下位事項的相關規定”,對此黃茂榮教授提出對“殘缺式體系違反”型法律漏洞不得以“類推適用”、“目的性擴張”進行填補,[21]就不得類推適用的結論筆者持不同意見。理由是:不能進行類推適用,通常原因在于就該被類推適用之相關法律規定應作反面解釋。在法學方法論上,反面解釋的前提又是立法者已明示,或依其立法意旨已可認知,他只擬對其在法律規定中提到之構成要件的態樣,賦予規定的法律效力,[22]因此該法律規定只能做反面解釋而禁止類推適用。再回頭審視“殘缺式體系違反”型法律漏洞,其不僅有對上位事項的一般規定,又有對特定下位事項的特別規定,這就說明了該法律規定在邏輯上的非周延性與立法意圖上的不確定性,至少可以說立法者就第42條和第16條都沒有很明確的“只擬賦予以提及事項以規定的法律效力”[23]的這層意思,那自然也不能否定第16條的類推適用。

接下去的思考是就系爭事項可否類推適用第16條的規定,類推適用的關鍵是類推與被類推事項具有相類似性。系爭問題與第16條規制事項相同之處在于表決事項與股東之間的關聯性,即公司為該股東提供擔保的決議事項與該股東當然具有關聯性,同樣股東除名事項也當然與該被除名股東具有關聯性。但是就事項所涉利益沖突的性質來說,第16條“公司對股東提供擔保”涉及股東與公司之間的利益沖突,且該條的規范目的就在于通過程序安排來避免利益沖突,而系爭問題事關股東除名,更側重于股東與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就此很難認為兩者之間具有構成要件與規范目的上的類似性,也就失去了類推適用第16條的可能性。

至于目的性擴張的問題。法律文義所涵蓋之事項,有時對應立法意旨顯然過狹,是故,為貫徹該立法意旨,乃升高其據以類型化的特征,將之抽象化,以兼容其他適當事項。[24]其與類推適用不同之處在于,即此番擴張適用擬處理事項與已有法律規定所指向特定事項并無類似性。對于系爭事項不能適用目的性擴張進行漏洞填補,其理由源于該方法的本身屬性:目的性擴張涉及的不是從特定事項向其他特定事項的推論,而是從特定事項中抽象一般原則的情況,在適用其下位事項。[25]但在“殘缺式體系違反”全部殘缺型法律漏洞中,既然已存在就上位事項所規定的一般原則,在其下再抽象化提煉下位的一般原則,一層套一層,失之于繁瑣,還不如就此問題在已有的一般法律規定下進行類型化的目的性限縮,故在此意義上黃茂榮教授所言就“殘缺式體系違反”型法律漏洞“不得以目的性擴張進行填補”有其合理性,故就系爭問題不適宜采取目的性擴張的法律漏洞填補方式。

那么就“殘缺式體系違反”的法律漏洞可選擇的主要填補方式只能是創制式的補充與目的性限縮。創制式的補充是實證法外的補充,一定程度上是對實證法的棄而不用,故此類補充應是嘗試了其他漏洞填補方法后,亦不能找到特定事項的法律大前提時,才有適用中余地。那就系爭問題的可能法律漏洞填補方式現階段只能是“目的性限縮”。

五、目的性限縮之具體展開

目的性限縮的本旨是“不同之案例應為不同處理”,即某些法律規范立法意旨過廣,以至于將不同事項同置于一個法律規定下,造成“不同案例相同處理”的情況,為消弭此矛盾,貫徹立法意旨,應對文義所涵蓋的事項予以類型化。[26]公司法第42條指向的是全部股東會決議事項,而第16條又對“公司為股東提供擔保事項”作出限制行使表決權的特別規定,那么就其他事項(包括“擬除名股東對除名事項能否行使表決權”)的表決權如何規范行使就是“目的限縮”應予解決的問題,下面仍以公司法第42條之規定為討論對象。

第一步:采用“類型化的目的限縮”方式填補法律漏洞。

目的限縮的核心是以“差異性”為基礎,要求差別待遇,公司法第42條肯定了股東按認繳出資行使表決權,即股東對任何決議事項均有表決權。除第16條限制了公司為其提供擔保的股東就擔保事項的表決權外,其他下位事項中股東的表決權是又應如何規范行使?當然該下位事項應按一定標準進行區分,這樣才能實現“不同案例不同處理”的“目的限縮”本旨,目的限縮主要是依據事項類型化或就法律規范宗旨兩個進路所進行。因為目的限縮是對現行法立法宗旨的縮水,對現行法律體系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可能損害法之安定性,為此在方法上宜采取類型化,并盡可能的基于現行法體系與本旨進行的目的論限縮,從而保障目的限縮結果的可確定性。[27]特別是類型化目的限縮,是對原法律規定所涵蓋的事項予以類型化后,再將與該立法意旨不符事項排除于適用之外,既能實現立法意旨,又能維護一定程度的法之安定性,此為進行目的限縮之首要方式。具體適用如下:

就公司法第42條規定內容,可作為類型區分標準的下位事項主要有:一是出資瑕疵事項,依據瑕疵程度不同,可以區分為未履行出資義務或抽逃全部出資、未完全履行出資或抽逃部分出資、完全履行了出資義務三類情況;二是表決事項,依據表決事項所涉內容的不同,據此可區分為與股東有利害關系與無利害關系的事項等。上述分類中是否可尋找到與表決權最具關聯性,且具可能性的類型化區分呢?

首先,瑕疵出資與表決權的正當行使不具緊密關聯性,不能作為區分類型的依據。

系爭案例中,二審法院強調權利義務對等原則是規范股東與公司關系的基本規則,如果沒有履行出資義務,就不享有股東權利。這是將權利義務對等作為法律原則來填補法律漏洞,而此原則又是以手段與目的之間在價值上之相當性為判斷標準的。而且法律原則要實現填補法律漏洞的目標,還需要透過利用獨立的法律事實所得之下位原則及個案判斷使之具體化,其間必須就特定事項運用新的獨立價值判斷。

具體到出資、全部抽逃出資股東的表決權限制,從義務履行角度來看,如果股東到期未出資、抽逃出資的,公司、其他股東、債權人都可依據解釋三第13條、第14條要求其在未出資本息范圍內承擔相關債權;即使認繳出資未到期的,一旦申請破產被法院受理后,依據破產法第35條規定,管理人可要求繳納認繳出資,不受出資期限的限制等,為此不能說沒有出資就完全沒有履行對公司的義務。再從表決權行使的目的正當性來說,賦予股東對公司重大事項以表決權,對未出資股東而言,經營狀況佳其被追索的可能少,狀況差,其出資期限可能被縮短,公司經營狀況與股東也產生聯動,故股東并不會因出資情況的不同而濫用表決權。綜上,是否瑕疵出資與股東是否正當行使表決權缺乏緊密關聯性,不能就此作出獨立價值判斷,為此僅以出資為由排除表決權不具正當性。

其次,有限責任公司中,應考慮股東與表決事項之間利害關系的不同性質,來確定該利害關系與表決權正當行使是否具緊密關聯性,進而明確該利害關系可否作為“類型化的目的限縮”的依據。

考慮到“利害關系”該概念本身的不確定和開放性,還需再行區分界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較少,且具封閉性,股東也密切參與公司管理,該部分股東為公司管理者,實質控制公司事務,此類控制股東與其他股東之間也類似于股份公司集中管理模式下的公司董監高與股東之間關系。此時控股股東有“為股東整體利益促進公司成功”的義務,同時在發生利益沖突時,公司利益應凌駕于控股股東個人利益之上,而“要求控制股東對自己有利害關系的事宜真誠地依公司最佳利益表決,這只能說是為有良心的紳士制定的義務,如果想通過程序保護少數股東,最好的辦法是禁止控制股東表決”,[28]通過排除利害關系的控股股東所代表的表決權,可以事先防范侵犯公司利益的決議發生。故表決事項與控制股東有特別利害關系時,表決權排除能夠有力地避免控制股東的股東權利濫用,有其正當性。

但是需強調該限制指向的是涉及控制股東與公司之間利益沖突的事項,換言之,決議指向是公司事項而非股東權利事項。但什么是公司事項這又是極具開放性的不確定概念,對此可作廣義理解,以是否引發公司整體利益的損益變化為界定標準。如有的觀點主要是參照了歐盟《公司法第5號指令》[29]提出的以下四類事項應視為公司事項:一是免除某股東責任或義務;二是對股東主張權利,包括但不限于訴訟上的權利;三是批準公司與股東之間的交易,特別是關聯交易;四是免除某股東在公司的職務或減少其職務薪金。雖然除第四項外,其他三項皆涉及股東責任追究、義務免除、福利享受,但是相關利益的損益都歸于公司,應視為公司事項,事關公司利益,故為避免利益沖突,與這些事項有利害關系股東的表決權應當被排除。以上范圍界定值得借鑒。

而股東除名事項雖然事關公司資本確定和維持原則,此從解釋三第17條第一款以催告繳納出資為除名事項決議的前置事項,事后又要求公司及時辦理減資和由第三人及時出資的規定可見一斑,看似可歸入廣義的公司事項。然而股東除名事項的表決結果畢竟不會帶來公司資產的直接損益,并非上文提及的應予限制的“股東與公司之間利益沖突”的決議事項,而卻有股東之間利益沖突的影子,或可進一步認為涉及公司人合性。何況利益沖突主要是控股股東行使管理職責引發的,而因股東除名事項擬限制表決權的行使主體并不限于控股股東。因此以股東與表決事項是否有利害關系為據進行“目的限縮”并不能很好解決“被除名股東能否就除名事項行使表決權”的問題。

第二步:采用“實現法律規范本旨的目的限縮”方式填補法律漏洞。

“實現法律規范本旨的目的限縮”在照顧法律體系整體性同時,可能可側重單項法律制度的具體規范目的,可能更強調特殊事項的特殊處理,以實現法律體系的完備性,但法的安定性和可預判性更有所欠缺,故適用序位在后。

本文主要涉及的是“殘缺式體系違反”中全部殘缺型法律漏洞,重點是要實現不同事項不同對待,即上位事項下未予規定的不同下位事項應作不同對待,而下位事項又可能是“嵌入”其他法律規范中的要件,那么“實現法律規范本旨的目的限縮”就是要實現“被嵌入的法律規范”的本旨。具體到本文“表決權如何限制行使”是嵌入股東除名制度的要件之一,對此問題的目的限縮應能幫助股東除名制度的目的實現。而股東除名制度僅是在歸應于某股東原因導致剝奪其股東資格事由出現時,公司可通過股東決議自主決定將該股東除名。[30]為防止被除名股東行使表決權阻卻除名決議事項的形成,從保障該制度的正常運轉角度,應限制該股東表決權的行使。特別是要考慮到股東除名制度針對的是有限責任公司,有限責任公司結構遠較股份公司簡單,較有可能存在一股獨大的情況,若被不限制被除名股東的表決權,股東除名制度根本就不能正常運作。另外,再從股東除名的性質來看,其具有單方性與強制性的特征,作為一種單方變動法律關系的形成權[31],是不以考慮被除名股東的意思為前提的,既然在性質上排除了被除名股東意思對股東會決議的影響和作用,那么排除擬被除名股東就除名事項行使表決權也就順理成章了。[32]若再從此次公司資本制度改革的視角出發,由于從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修改為認繳登記制,取消法定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實繳期限等,如果股東還不依照自行約定實繳出資,其他股東通過除名制度督促其出資過程中,該擬被除名股東還能行使表決權持續其不出資的股東資格,實屬過分突破法律底線,此時限制表決權確有其必要性。[33]

或有觀點提出,如果限制被除名股東行使表決權,可能出現小股東驅除大股東的情況,本案即為適例。但筆者認為從價值判斷上不能認為小股東可能除名大股東就是壞事,而且按解釋三第17條的規定,在進行除名事項表決的前提是,該股東經催告仍未在合理期限內履行出資義務。那么在此情況下,即使發生小股東驅除大股東也是具有正當性。

綜上,所得出結論是在股東除名決議中,應限制該股東的表決權,此或許與本案第一種觀點并無不同。但無論是從法律解釋與法律漏洞填補的甄別、法律漏洞的確定、法律漏洞填補方式的選擇和證成上,筆者嚴格踐行了法學方法論的規范思路,避免了眉毛胡子一把抓,此應為考慮和解決相關法律問題的基本思路。可以說就系爭問題進行論證的重點不是最后結論的準確與否,而是正確的方法一定能導致比較正確的結果,這才是本文撰寫所追求的目的所在。

六、余論

對于本文所涉問題,最后要說的是:司法實踐中也應重視法學方法論,尊重法學方法論的基本原則,準確區分法律解釋與法律漏洞缺乏,切忌任意解釋法律,恣意確定漏洞,法院判決應符合法之安定性與正義的要求。本文中筆者對公司法理論未作詳細探討,而是重點關注法律漏洞填補的法學方法論探索,嘗試從此角度解決系爭問題,也希望對此問題的思考分析能為今后的審判工作提供方法論上的借鑒。



[1]【德】懷克等著,殷盛譯:《德國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47頁、第351頁。

[2]劉連煜著:《現代公司法》,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11頁。

[3]參見林少偉著:《英國現代公司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181頁。【德】懷克等著,殷盛譯:《德國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42-543頁。

[4]參見奚曉明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司法解釋(三)、清算紀要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270頁。

[5]鳳建軍:《公司股東的“除名”與失權:從概念到規范》,載于《法律科學》2013年第2期。該文觀點是第17條名義上雖對應于德國商法典針對人合性公司的除名制度,但實質相似是是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第21條至第25條,以及德國股份公司法第64條之第66條,根本上是德國失權規則在中國的翻版。

[6]奚曉明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司法解釋(三)、清算紀要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頁。

[7]參見【美】羅曼諾編著,羅培新譯:《公司法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351頁。

[8]參見朱慈蘊著:《公司法原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

[9]參見王澤鑒著:《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頁。

[10] 2014滬二中民四商終字第1261號(2014黃民二商初字第589號),宋某與萬禹公司、第三人豪旭公司決議效力糾紛一案中,宋某、高某分別持有萬禹公司0.6%0.4%股份,萬禹公司于131227向另一持股99%的股東豪旭公司郵寄催收出資函,要求3日內返還抽逃的全部出資9,900萬元,否則將解除其股東資格。143月萬禹公司股東會會議記錄載明:……到會股東就解除豪旭公司股東資格進行表決,同意2票,占總股數1%,占出席會議有效表決權100%,反對1票,占總股數99%,占出席會議有效表決權0%,并形成決議解除豪旭公司股東資格……。后宋某起訴要求確認系爭股東會決議有效,萬禹公司同意宋某訴請。豪旭公司辯稱,剝奪其出資比例99%的表決權無法律依據,該系爭決議無效。一審認為,依據公司法第42條、章程“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的規定,股東應按認繳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系爭決議屬于公司法第22條第二款提及的表決方式違法情形,故駁回原告訴請。至于豪旭公司是否抽逃出資并不影響本案審理,法院不予審查。二審確認了豪旭公司抽逃出資,并認為“依據解釋三第17條規定,股東除名權是公司為消除不履行義務的股東對公司和其他股東所產生不利影響而享有的一種法定權能,不以征求被除名股東的意思為前提和基礎的。在特定情形下,股東除名決議作出時,會涉及被除名股東可能操縱表決權的情形。故當某一股東與股東會討論的決議事項有特別利害關系時,該股東不得就其持有的股權行使表決權。否則不能實現該條款的規范目的”,故改判確認股東會決議有效。

[11]【德】梅迪庫斯著,陳衛佐等譯:《請求權基礎》,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頁。

[12]同上注,第12頁。

[13]同上注,第12頁。

[14]【德】拉倫茨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44頁。

[15]相關反對意見的詳細論述可參考筆者拙文《公司決議效力糾紛案件中的問題與思考》。

[16]【德】拉倫茨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42頁。

[17]參見黃茂榮著:《法學方法和現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頁。

[18]換言之,是進行法律解釋還是法律漏洞填補的問題。區別在于:法律解釋是通過解釋有疑惑的法律規定,直接從制定法中抽象出抽象概念特征的大前提,是立足于現行法的規定;法律漏洞填補是通過法律補充來修正有缺失的法律(法律漏洞),雖然還是從現行法律出發,但是以超實證法來修正實證法的問題;前者是對制定法意志的貫徹,后者是根據具體的法律秩序的精神對漏洞進行填補,這也是解決結果差異的原因。

[19]【德】恩吉施著,鄭永流譯:《法律思維導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頁。

[20]【德】齊佩利烏斯著,金振豹譯:《法學方法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頁。

[21]參見黃茂榮著:《法學方法和現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頁。

[22]同上注,第424頁。

[23]同上注。

[24]參見黃茂榮著:《法學方法和現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99頁。

[25]參見【德】拉倫茨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60頁。

[26]參見【德】齊佩力烏斯著,金振豹譯:《法學方法論》,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05-106頁。

[27]參見【德】拉倫茨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68-269頁。

[28]參見【英】戴維斯著,樊云慧譯:《英國公司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250

[29]34

[30]參見鳳建軍:《公司股東的“除名”與“失權”:從概念到規范》,載于《法律科學》2013年第2期。

[31]股東決議的法律性質還有可商榷之處,較為詳細的論述可見拙文《公司決議效力糾紛案件中的問題與思考》。

[32]參見劉德學:《股東除名法律問題研究以大陸法系國家的公司法為基礎》,中國政法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42-145頁。

[33]此系某次討論過程中,某法官提出的精彩觀點,不敢掠美,特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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